如何用结构方程模型检测调节变量(moderator)
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科学领域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算得上是炙手可热的定量分析方法。源于计量经济学的SEM与传统方法测量单一的关系不同，它能同时检测模型中多个因果关系（注：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意见者认为SEM根本不能提供因果关系）。然而仔细想来，SEM似乎对检测调节变量(moderator)没有如对中介变量(mediator)那么得心应手。不过每个强大的方法后面应该都有着对各个问题的应对方法，哪怕是粗浅的。以SEM的常用软件AMOS为例，其实其中也蕴藏着解决调节变量关系的方式。当然，这个解决方式并非十全十美的。
首先回顾一下调节变量(moderator)和中介变量(mediator)的区别。(A)图中的Z是中介变量，独立变量X通过Z作用于因变量Y。比如孩子的好奇心(X)激起孩子学习的欲望(Z)，进而导致孩子学习的行为(Y)。如果没有学习的欲望的话，很难直接把好奇心和学习行为之间联系起来。而(B)图中的Z是调节变量，或加强或减弱X于Y的作用。比如前一例中，学习的欲望与学习的行为的关系在家教良好的家庭中更显著，而在氛围乌烟瘴气的家庭里，这个关系或弱很多。家庭的氛围在这里起调节变量的作用。
回到SEM的问题上来。AMOS提供了多组分析(multiple-group analysis)的方式来解决调节变量的问题。比如，一个模型是否对男性和女性都成立，性别是否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一步一步的阐释繁琐而困难。好在YouTube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详情请见以下视频：
然而，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样的解决方法还是不让人满意：因为它只限于调节变量是分类变量(categorical)的情况；如果是序数变量(ordinal)，就没法解决。文献里提供的解决方法是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带入模型作为解决方法（如下图）。
然而，如果这个模型足够复杂呢？显然上面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文献论及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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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行文化正名：读《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
作者: （美）约翰逊 著
译者: 苑爱玲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168
定价: 26.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07184
记得读硕士阶段的时候，一次在小组谈论时，那位以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电子游戏而成名的德国裔教授痛心疾首地抱怨，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证实暴力游戏会对儿童产生不了影响，但是在接受一家颇有盛名的报纸采访后，结论赫然变成了他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暴力游戏会对儿童产生不良影响。。。
这样的例子却并不让人诧异。大众媒体出于政治正确或舆论偏好的考虑篡改科学事实已非罕见。不顾“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一味就事实论事实的“科学结论”倒显得有些异类。所以，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 的《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How Today’s Popular Culture Is Actually Making Us Smarter）在一片对流行文化的批评声中反倒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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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阅读报告》及兔年快乐
虎年里我有幸通过网络遇到一群志同道合，共同致力于推进网络上严肃文化的一群人，并加入他们创办的电子杂志《数字时代阅读报告》团队中。过去半年里，赧然作着不称职的编辑，除贡献两篇小文外，没有尽其他职责。
虎年最后几天里，团队做出了新的一期报告。这期由胡凌任责编的报告包含了11篇书评和4篇编译文章，共计6.7万字。以下为胡凌的“编者的话”。 顺祝大家兔年快乐。同时也鞭策自己在兔年里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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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被接收
付兄和我努力了大半年的文章终于被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杂志接收，目前处于in press的状态，相信不久以后便会出现在杂志上。我们都兴奋异常。跟勤奋的聪明人工作真是一件乐事！
An Assessment of the 2008 Telecommunications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bstract
The restructuring in Chinese telecom sector in 2008 has prompted heated discussion among telecom analysts and experts. Past research tends to take an optimistic view that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liberalizing route, resulting in utopian projections that domestic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liberalizing forces would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telecom market operated primarily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free market economics in the near term. This paper, instead, argues that current telecom restructuring was largely driven by domestic agendas. Drawing from the bargaining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und that, while it is true that market mechanism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elecom industry,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on the telecom market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endowments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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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SPSS做序列逻辑回归分析
近日处理问卷调查的数据，因为其中一个因变量是非连续变量，因而觉得采用一般的线性回归已不合适。目前传播学定量领域里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弃方差分析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而用回归分析(regression)。而回归分析中用得最多的就是线性回归。然而目前线性回归以外的回归分析被广泛应用于计量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却在传播学领域受到的重视程度不高，往往导致不该用线性回归的时候也用了线性回归。趁着这次数据处理的劲儿我找到一些关于如何做序列逻辑回归分析的资料，不敢独享，放在这里希望能对有共同兴趣者有所裨益。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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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morphasis（媒介形态变化）- 13年之后
（一）
关于未来的预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当未来到来的时候反过头去看这些预言，用当下的现实去评判。
世界知名的电子出版先驱Roger Fidler（罗杰∙菲德勒）发表于1997年的Media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在当年就称得上预言之作。Fidler甚至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他当年想象中的2010年的情景。13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本书显得格外有必要和有意义。
首先有必要回忆一下Fidler的职业经历。请允许我引用1997的一份Fidler的简历：
罗杰・菲德勒是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驻校专家和信息设计实验室协调人。他是一位国际公认的电子出版预言家和先行者。
他在报业领域作为新闻工作者、设计师和技术专家工作了三十四年，从1979年起一直积极致力于新媒介的开发。1981年，他产生了开发电子平板报纸的想法并且在十年以后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员开发出了早期模型。从1992年到1995年，他担任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玻尔德的信息设计实验室主任。他还在1985年创立了第一家服务于报业的在线电脑服务――报业在线（PressLink），1983年创建了赖特－里德图形网络（现为KRT图形）――第一家为报纸设立的电脑图形网络。1979年到1983年，他是赖特－里德有线图文开发组的主要成员，并且担任视特灵（Viewtron）公司商业服务设计第一主任。
他的报业生涯开始于1961年，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一家周报“什么事都做一点”，以帮助他度过在俄勒冈大学的生活。此后，他工作过的有：尤金市《注册―卫报》、埃弗里特的《先驱报》、《太平洋星条旗报》（东京）、圣皮兹堡《时代报》和赖特－里德报系。他担任过的职务有：科普作者、记者、校对编辑、星期日杂志编辑、美工、摄影记者、艺术主编、美工主编、设计主任、新闻编辑室系统经理和公司顾问。在1974至1984年期间，他重新设计了三十多种报纸。他是报纸设计学会（SND）的创始人。
他于2001年发展了一个用于数字编辑的模型，将Adobe Acrobat软件融入Tablet PC（平板电脑）。2003和2004连续两年Fidler进入媒体与新闻世界技术大奖（the World Technology Award in Media and Journalism）的决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Fidler 1999年才拿到Kent State University的新闻与大众传媒的硕士学位。正是这样一个在出版业历练了几十年的人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初期敏锐的察觉到他们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从而凝结出一本Media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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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六月
整个六月都是在奔波忙碌中渡过的。去了几个城市，会了好些朋友。与好朋友的相聚开心却短暂。
六月底在北京参加了由北大新闻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 CIRC)，并在会上发言宣读论文。
CIRC是由几名知名中国互联网研究学者发起，并由美国，新加坡，香港几所大学共同协办的学术会议。虽然针对中国互联网，这却是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本届的主办方承袭了会议历来的传统，邀请了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各门各派，更占据地利人和地请来中国互联网的诸多从业者分享业内经验，短短两天的会议日程里好不热闹。能有幸参加这样一个打破方法界限内容精彩纷呈的会议，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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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Richard A. Posner
Richard Allen Posner的学术法律生涯遵循着美国最顶尖的精英分子惯常的一条道路：1959年他以最优秀毕业生的称号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1962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William J. Brennan的法律助手；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同时他还担任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的职位；他拥有40多本专著，被认为是在世的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
关于Posner最有概括性的描述是一句玩笑话：“谣言说，波斯纳每天晚上都睡觉”。
在所有关于Posner的评论中，有一段尤其发人深思：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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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A. Posner (理查德.波斯纳): 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 (公众知识分子 – 衰落之研究)
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历来是社会公共空间中备受关注的一群人。历代和当代公众知识分子中可以列出诸多闪亮的名字：Adam Smith, Max Weber, George Orwell, Marshall McLuhan, Susan Sontag, Rachel Carson。。。然而从这样多的各种各样的公众知识分子活动当中概括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并不容易。Richard A. Posner的这本《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公众知识分子 – 衰落之研究》）算得上第一本系统分析当代美国公众知识分子的著作。
Posner是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也是众多法学著作的作者，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高级讲师。他名列100位媒体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公众知识分子之中。1998年的克林顿弹劾案以及1999年微软反安全（anti-trust)案中，社会知识分子的反映引发了他对“公众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关注和思考。面对这样一个话题，Posner并没有持乐观态度。在此书中Posner就鲜明地提出美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more public, less intellectual”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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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拿来主义（二）Time series
2009年的美国传播学年会上，知名电子游戏研究学者Rene Weber提出，“The ONLY way to research violence is with time series analysis (event time), physiological measures, think aloud protocols, and content analysis”。
他把时间序列(Time series)研究方法放在这个高度，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Time series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课题。它由计量经济学家Clive Grange和Robert Engel提出，是实证经济学的一种统计方法。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假设时间序列变量存在一个稳定趋势，而且波动幅度是固定的。然而这样的假设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对实际生活中的很多时间序列变量都无效。而Granger和Engel的贡献在于去掉了这些假设，使得对时间序列变量的处理更有效和合理。
Time series在传播学的里运用也日趋明显。在传播学电子数据库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CMMC)搜索“time series”即可搜出356篇相关文章(搜索完成与2010年5月初)。不仅在之前提到的电子游戏研究领域，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领域里都有运用。
由此看来，传播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在发展自身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少不了从别的领域里吸取养分。只有这样，才能长期蓬勃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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